小说、记事文、格言、日记、演讲稿、
今日湖南诗坛的潮流和风尚
闻一多君既把《冬夜》评论了一番，我想《草儿》在中国新诗坛上的地位，及所遗下的恶影响，都不在《冬夜》以下，故此也决不容轻轻放过。
艺术的批评家实在是负着两重责任，一方面要指示艺术创作家以成功的途径，一方面更要领导艺术鉴赏家上正当的轨道。我这篇评论，对于后者要特别注重。往往最不合艺术原则的作品，反倒是最时髦，最能流行一时。一般鉴赏家炫于其新，不暇按其究竟，妄信盲丛，非陷于不可救药不止。即以我国新诗坛而论，几无一人心目中无《草儿》、《冬夜》者，后起之作家受其暗示与传染者至剧；《冬夜》吾不再论，若以《草儿》比于我国新诗坛之先驱者，则诚有待于一般批评家为之重新估定价值之必要。现在几乎没有一种报纸、杂志，不有几首新诗，而又几无一首是诗，其鄙陋较之《草儿》更变本加厉了；若一一引而评之，势有未能，所以溯本探源，把始作俑的《草儿》来评一过，实在又是擒贼擒王的最经济的方法了。
《草儿》早已出世了，而评者寂然！我看着诗坛的陋风太猖獗了，险象已成，于是再不能待。——牺牲了午睡的时光，来做这篇评论。
书生事业无多许，二才毛锥老未休！
——放翁
二
《草儿》全集五十三首诗，只有一半算得是诗，其余一半直算不得是诗。我先把这些不是诗的诗，检出几个极端代表的例。
《别北京大学同学》是一篇很沉痛的演说词，决不是诗。康君自己也曾在序里注明：“于是追译来今雨轩底席上演说使成行子，以泻忧思。”假如“使”散文“成行子”便算是诗，——想来，“使”诗句联续写起来也就是散文了——那么诗同散文的分别只在形式，宁非奇谬！看啊：
我们想，
所贵乎做同学的应该怎么样？
不是说要互劝道德，互砥学问，互助事业么？
这是什么样的演说口吻啊！若说这首是演说，或者是尽善尽美：若收入诗集，则直是鱼目混珠，应该怎样的被诅咒啊！《植树节杂诗八首》的末首：
谁说颐和园不是我们自己的？
我们纵承认私有财产是对的，
难道不记得当年海军经费六千万支消在那里么？
艺术品所祈求的是美。读者试把上面三行低吟曼歌，觉得出用我的寒么？声调的美么？此外带考造会的词后也就不遑枚举了。
为什么演说词不是诗呢？诗的主要的职务是在抒情，而不是在说理；演说恰反是。人的精神活动，理智与情感是有反对性的。有时情感经过理智的分析，便烟销火灭了；诗人大半是情感胜过理智的。所以诗里最忌的是冷酷严厉的说理词句，因为如此适足以减少诗的情的成分。英诗人勃雷克痛恶理性，谓之为“各个神圣分子的谋杀者”；即至最低限度，诗人也决不该的赞颂理性的。所以诗里之不该发议论，演说之不成为诗，亦就成永不可易的原理了。《白石道人诗说》以为“说理要简”；清人叶燮的《原诗》以为“可言之理，人人能言之，、又安在诗人之言之？”则犹是退一步的调和说。像《草儿》里成本大套的演说词，分成行写便名为诗，恐怕没人能承认罢！
我们不能承认演说词是诗。
再看《醉人的荷风》直是《礼拜六》里的一篇小说了！我不愿拿道德批评文艺；但只看见他的形式材料，写法，实在不像诗。譬如：“她的姿态是很婀娜的而她的装饰却是很朴素的”，这就是小说的写法了，诗人绝不肯这样客观的老实的平铺直叙。诗人所要写的不是婀娜的姿态与朴素的装饰，是他对于婀娜的姿态与朴素的装饰所生的感觉，由感觉引出的情感。原来诗的成就，即是以情感为中心的。
这首里动作很多，这又是合于小说而不像诗的地方。例如：
栏上过来了我们这些欢笑的少年。她随便看了一看我们，自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就立起身来走动；背地长叹一声，慢慢的出门上船去了。
几乎句句是动作。若当做诗读，可谓毫无所得。大凡吾人赏鉴一件艺术品，尤其是特别注重情感的诗，欲其能引起我们的强烈的情感的共鸣，以至于到了“人神”的状态，则必须先要求我们的感觉的集中；而欲感觉的集中，则又岂是几句潦草泛描写动作的句子所能奏效的呢？在小说里，可就又不然了。小说家是把情感渗杂在有动作的事实里，非若诗之直接的赤裸的以情感相见。所以这几句描述动作的话，在小说里或者不至犯大毛病，而在诗里则是野狐禅了。
《一封没写完的信》标题与体裁更是短篇小说所特备的了，
诗意也极薄弱。
我们不能承认小说是诗。
诗是不宜于纪事的，纪事文字也犯不着用诗的体裁。除了真正的叙事诗(epic)以外，诗是可以说是专为抒情的。游赏名山大川，看到奇景妙境，因而触动情绪，原是很自然的事，所以自古登临的诗也颇有佳作，对着伟丽的自然本应发出自然玄妙的调子来。
但是若有情绪作诗，无情绪也作诗，以为非有诗则虚此一游；
那么，势必至于写成一本“日记”。无情可抒，只好写景，景写尽了，只好纪事，旅游之中，原有很多琐杂的事可纪的，--但是纪出来，就成“日记”了！李时雍《诗镜总理》说：“叙事议论，绝非诗家所需：以叙事则伤体，议论则词赞也！”
《草儿》中如《庐山纪游三十七首》、《日光纪游十一首》、《西湖杂诗十九首》除了一部分是写情写是以外，简直是康君的一本私人“日记”了！《日光纪游十一首》的第一首：
于是有寿椿，有日葵，有俶新，有彦之，有白情，
熟路的老朋友有善徵，
我们一道儿去逛日光去。
我们一火车直坐到日光驿。
这是何等简洁妥当的一段“日记”！
我们一溜烟便穿遍了东照宫；
一溜烟又走过了二荒山神社；
一溜烟又看完了宝物馆。
这又算得是诗么？
伊藤旅馆还很周到的，
我们便住下了。
真称得起纪游的“纪”字！真是无事不纪！诸如此类的地方太多了，兹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加以指摘；但是还有一节，不能不特写评论一下。《庐山纪游三十七首》第九首是完完全全一段纪述的文字—— 我若为这首另题一个专名，必题做《蔡苏娟访问记》。若像康君这样硬把这段充做《庐山纪游三十七首》的一“首”，实觉不大妥当！
后来我又问了她些庐山底事。
后来她又问了我些北京大学男女合校底事。
后来她又许我送我的书。
后来我又许她介绍她和我底朋友研究宗教学底江绍原通信。
后来我要走了，
......
这许多烦琐的个人的通常交际，也能算得是诗？不过按照康君的见解，也许是以为这本非诗，然而已写“成行子”了，还不是诗么？哦！我还忘记了这首的最后两句:
只有这艺术化的牯岭配住艺术化的她;
只有艺术化的她配住这艺术化的牯岭。
这是康君在《蔡苏娟访问记》末所发的议论！
再看《西湖杂诗十九首》末首:
德熙去了，
少荆来了。
少荆去了，
舜生来了。
舜生去了，
葆青绛霄终归在这里。
不禁使我想起范晞文《对床夜语》的几句话:“诗用古人名，前辈谓之'点鬼簿’，盖恶其为事所使也！”假使康君引用的这几个芳名，尚未做鬼，则可谓之“点名簿”了！不过也许有人以为康君是义山流亚，善用人名。那么，请看《卅日踏青会》：
——男男女女都到了。（男的四十六人，女的二十五人。）
敌……魏……王……陈……陈……薛……共七十一人。
这还不是鲜龙活跳的一本点名录吗？
《草儿》里的纪事文字太多了，占了全集大半；内中薄有意致的地方也并非绝对的没有，可就又是此大半中之小半了！（例在后面再举）。
总之，我们不能承认记事文是诗。
人们的情感，不是全可以入诗的，要经过一番滤清的手续。这滤清的标准是以艺术的美为极则，而不是什么判定善恶的道德说所能上下左右的。至于专以道德为骨子所构成的“诗”，并无丰美的情感的分子在内，或凭理性为工具所敷成的“诗”，并无微妙的想象分子在内，那么，这种作品绝不能算是诗，只可算是格言，或狭义的格言——座右铭。
试看《草儿》里的《律己九铭》，顾名思义，已然可见是与诗的意义判不相侔。再看内容：
每到吃饭底时候，
想想你这顿饭吃不吃得值得？
每到睡觉底时候，
想想你今天底事做完了没有？
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；
......
不要背我以餂天下后世；
不要工具天下后世以奉我。
再看看这一段：
石门晨门说：
“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？”
孔丘说：
“其为人也，
发愤忘食，
乐以忘忧，
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
比《尝试集》的《孔丘》一首何如？直是一丘之貉！“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！”
在送别的诗里，夹杂着的格言式的句子，不知要有多少。读到这些地方，只觉得字里行间，显露着一张冷冰冰的道学家的脸，板起面孔吓人！与读朱子的“……子孙虽愚，经书不可不读……”同一意味。康君是主张“诗是贵族的”的，但只按这些格言诗而论，则所谓贵族的范围已然很宽泛了，那么《格言丛辑》、《论语》……皆可当做诗读。
诗是主情的文学，已经再三说到了。
我们不能承认格言是诗。
以上略微把《草儿》里不是诗的诗举了几个例，并略加几句评论。因为剔出了这些糟糠，我们才能用评诗的眼光和方法来批评《草儿》。
棋局懒从先处著，医方留待用时看。
——赵子昂
三
《草儿》里比较的最差强人意的诗要算是那几首写景诗。也可以说，写景是《草儿》的作者所最擅长，天才所独到。但是就量数讲，完美的也并不多，只有《日观峰看浴日》、《江南》、《晚晴》三首值得读者特别的鉴赏。此外则不足论。
《日观峰看浴日》一首，描写的工夫，可谓尽致了。例如：
鲤鱼斑的黑云，
都染成了一片片的紫金甲了。
哦，——一个峰边底雨滴流晶，红得要燃起来了！
他们都火烁烁地只管汹涌。
却都是很卖气力的句子，不是随随便便写得出来的，并且也做到诗的“图画化”的地步。但是这首诗本来是容易做得出色，因为登泰山看浴日，那本是一幅极雄丽奇诡的景致，非寻常的一山半水可比。惟以景越新奇，描写起来便容易捉着一个深刻的印象，更容易兴起高超的意境。这就如同图画家所谓“画鬼易，画人难”一样的道理。所以只就《日观峰看浴日》一首，我们或者还看不出《草儿》的写景诗底超迈。试看描写天安门前人人经验的景象底《晚晴》：
红日从西北角上射过来，
偌大一块蓝玉都给她烤透了。
红脸红手的兵，带着红帽子，很严肃地在红影子上排立着。
越是平常的景致，越要写得不平常，才能令读者看得上眼。即如天安门前的景象，是北京市民"司空见惯"的了，也是作者常常经验到的了，所以难写得好。而《晚晴》这首却是恰到好处，——以红色作了通篇的骨子，由"红日"联写到"红脸红手"、"红帽子"、"红影子"、"红墙"、"红楼"，直令读者感觉到一片红光耀眼！如看一幅敷满红色的水彩画一般，在一片红光里反隐着“蓝玉”、“黄瓦”、“绿瓦”、“金烟”，就更合乎画家所讲求的色彩的节奏（rhythm）了。写景能如此，不愧设色的妙手了！
《江南》之妙亦在设色。只看：
坡下一个绿衣绿帽的邮差，
撑着一把绿伞——走着。
背后十来只小鹅
都张着些红嘴，
....
这是何等的鲜艳可喜啊！
这三首以外的写景诗，也偶尔有精警的句子,但只是些碎珠子，不能串成一贯。总而言之，《草儿》的写景诗，固然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毛病，——此当于后节详论之——不过只就写景诗里纯粹写景的部分而论，不能不算是成功。成功的写景诗又可推前举的三首为代表。《草儿》的成功,只是写景，犹之《冬夜》的音节。
人得交游是风月，天开图画即江山。
——黄鲁直
四
试把《草儿》读过一遍，我们立刻觉得《草儿》作者的情感太薄弱，想象太肤浅。今分别论之——先言情感。
《草儿》里纯粹的抒情诗，就量数讲，很少,不及全集之半。就情感的密度讲，那就更差了！情感中最真挚浓烈的当然要算是两性的恋爱，而《草儿》里绝没有这类的作品。固然不可以因为种类上的缺乏，遂断定程度上的薄弱：不过比较的少赢得许多读者的同情，乃是确定的事实。
送别诗本难做得好。敷衍应酬的作品，不消说是不值一顾的：即是确实感到惜别的情绪，必欲一吐为快的时候，还得要经过几番心里的酝酿，艺术的推敲,才能写得有声有色。因为送别的情绪本来是浅薄一类的情感；中国式的诗人特别的喜欢作这种诗，早把调子作滥了。浅薄的情绪当然不会生出多么浓厚的诗味，但若再把戕贼情感的理性的文字和道德的议论夹杂进去，那就如同在薄酒里羼凉水一般了。还有半点诗味么？所以《送许德珩杨树浦》里的——
暴徒是破坏底娘；
进化是破坏底儿。
“有征服，
无妥协，”
.....
奋斗哟
努力，加工，永久！
《送翟蕴玉夫人和她底果得儿往北京》里的——
——我相信要做贤什么良什么是做“人的”事底起码的事。等等，全无半点诗味，确实是送别的话，可惜不是诗人送别的口吻！至于《别北大同学》那就更是“品斯下矣” 了！通盘计算，《送客黄浦》一首可推绝唱，意境既超，文情并茂,除了——我们都谈着——谈到......
几句以外,差不多全是抒情的句子，没有什么讨厌的议论。
《草儿》的写景诗的高妙,我已称赞过了,但是也受了情感薄弱的病。原来诗里的写景最忌用科学方法去客观的写景,其实诗人也绝不肯如此写。“情缘境生”，所以诗人写景,所重者非景，乃是对景之情。《野鸿诗》的称《三百篇》日:“虽有鸟善草木,藉以兴比,非仅描摹物象而已！”可谓中肯。诗用客观的写景，充其极也不过是一幅测量图而已，岂得为诗？然而主观写又大非易事，必要其人先有诗人的胸襟怀抱，然后对景自然会生情，否则矫揉造作绝作不到好处。如《晚睛》后面的一段:
这些景样样都不错。
上帝送我，
我应该怎么样做？
在作者或者是以为景情俱到，而读者能不觉得是“画蛇添足”么？
我所说的主观的写是法,乃是说把客观的景主观的写出来。一样的景,主观的写起来便人各不同，客观的写便干篇一律了。能把情景渗和、相触而莫分,便为高手。如杜工部句:
水流心不竞，云在意俱迟。
卷帘惟白水，隐几亦青山。
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。
都是景真情挚,浑然莫辦！何等的手腕！《草儿》的写法，多半是客观的。例如:
一路底白泉;
一路底石桥;
一路底红房子;
……
直是眼里看了什么口里报告什么。登在峰上看见不少的东西,便老老实实的数给你们听:
有岛;
有船;
有大船;
……
这是何等的确切啊！这个病固不全在情感的缺乏，——想象薄弱亦是大原因，后当再论，——而情感也要负一半责任。作者并没有丰瞻的情感，只是题目既然叫做《庐山纪游三十七首》，那么只得把看见的东西客观的纪下来！作者是诗人，还是新闻记者？
客观的写景的诗,若按照艺术的原理讲，只好算是半成熟的作品。艺术品的成就，是和艺术品的鉴赏一样,要经过感觉和感情两个步骤。不靠感觉，艺术品固然无自而生，若是只靠感觉，不经过情感的洗礼，便是缺乏了灵魂。因为艺术品的中心是情感，不是感觉范围内的事物而已。所以缺乏情感的写景诗，是半成熟的作品。
诗人发泄的情感，是同平常人不同的，——或是特别的委婉，或是特别壮烈。《阿令配克戏院底悲剧》是写厌恶帝国主义的情绪，但是哀恸极了也不过是喊出
上帝呵！
这是你底人生么？
是你底艺术邪？
《鸭绿江以东》是鼓吹爱国主义的。他的警句是：
“还我蜀来！还我蜀来”
比起拜伦的《哀希腊》何如——
沉沉希腊犹无声兮；
……
惟闻鬼语，作潮鸣兮。
鬼曰:“但令生者一人起兮，
吾曹虽死，终阴相尔兮！”
鸣咽兮鬼歌，
生者之喑兮奈鬼何！
相形之下，不辩自明。《斗虎五解》是恨恶军阀的，《女工之歌》是写劳动问题的，《草儿》隐寓着人道主义的意味，都是些半生不熟平庸的作品，没有多大的毛病，也决没有多少丰烈的情感。像《女神》的《凤凰涅槃》之类决不是《草儿》作者所能梦想得到的了！倒是《窗外》、《石头和竹子》、《再见》、《疑问》、《干燥》、《不加了》、《还要加呢》……几首短篇轻制，却还作得恰如其分，虽只是些零碎单纯纤巧清澹的情感;而装在短小的篇幅里，并不嫌弱，比起无味的空无所有的长篇大诗要紧凑得多。--这正是:
高论无穷如锯屑，小诗有味似联珠！
——苏东坡
五
在艺术里，属于听觉的音乐美是最纯粹超妙的。而诗与音乐又同为时间艺术，当然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关于诗的音节问题，后当详论;现在单说诗里所要具体表现的音乐应当怎样的写法。我以为应该主观的把他想象化，因为靠着音符来表示声音之高下，在诗里固然是作不到，即是凭着文字的单纯的读声来表现音乐，那也是欠缺象征的意味，诗人所不屑为的。诗里无处不需要想象，而以表现声音时为尤难。关于声音的形容词，在文字本来是比较的少，所以需要想象力的必要比较的大。故此于考察一个诗人的想象之深浅，往往可以在声音的描画里看得出来。这是艺术家所公认的事实。我们现在姑且用这方法来评《草儿》。
《草儿》描画音乐美的地方很多，但是很直率，没有受半些的想象化。姑举几个最明显的例:
岂里可可
——《再见》
叽嘎叽嘎
——《紫踯躅花之侧》
浅不克凌，浅不克凌
——同上
毗里绷垅
——《送客黄浦》
这都是把声音直写出来，可以证明《草儿》作者想象力之薄弱，艺术手腕之肤浅。白香山的句子:
嘈嘈切切错杂弹，大珠小珠落玉盘。
间关莺语花底滑，幽咽泉流冰下难。
——《琵琶行》
固是古人绝唱，不易比拟;而试以今人的诗句，相形之下，也就可知《草儿》想象之弱。闻一多君的《春之末章》的一段:
他们的笑声有时竟脆得
像坍碎了一座琉璃宝塔一般。
而《草儿》描写笑声的句子则是:
哈…哈…哈…哈…
哈…哈…哈…哈…
一路赤脚的女子笑起过来了。
这不是最明显的例子吗？
世界上的事物，本有许多是可以入诗，而同时就有一部分是不美的，不美的当然是非诗的。于是诗人往往把一切自然人为的事物加以剪裁的工夫，而想象就是他的武器。凭着想象，创作出美来，这是一切艺术美的原则，诗当然逃不出这个例去。中国式的山水画、写意画，之所以可贵，正是因为作者有了超绝的想象力，把实在的、物质的对象分析开了，依着艺术的安排重新综合起来，成功一件超于现实、超于现象界的作品。诗也是一样的。写景的时候固然要借重想象，去刻画神情;而抒情的时候，更是非想象不为功。因想象力把不美的事物换了美的形式，固难;而用想象力去表现那渺茫不可捉摸的情感，更不易了。《草儿》的情感本不丰富，想象力当然也没有施展他最大的价值之余地。情感、想象，可谓诗的扶翼又轮。
俞平伯君在《草儿·序》里讲:“他不怕人家说他 too mystic……”实在《草儿》哪里作到神秘的地步？诗的神秘性是极深刻的想象力作成功的，试读玉川子诗集便可觉得。我想俞君此言，若非是误解了《草儿》，便是有意说的一句反语(lrony)。
为人性僻耽佳句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！
——杜工部
音节不是诗的内容，是诗的形式。不过一首诗，有了丰美的情感和想象，音节大概是决不会不好的;即是稍微差一点，也不算大病。可是反过来说，一首诗缺乏情感和想象，则靠着人为的音节，或者可以添几分的价值。《冬夜》即是好例，《草儿》可惜连这个掩面遮羞的技术都不十分高明！
诗的句法，因为音节的关系，当然是不能和散文一般的呆板平直。有时虚字实用、实字虚用，有时主词和受词前后倒置。这是古今中外所共许的道理。形式的美原是艺术家所应该去做的。除了新兴的“自由诗”(free verse)以外，即是“散文诗”也是用声调锵然的响亮的句子;“无韵诗”(blank verse)更是有一定的规律的节奏。《草儿》诸作，大半是没有音节的 ——再正确些说，大半是有不合诗的音节的音节。我们先看他的句子的参差不齐:在同一首里，短的一行只有二三个字，紧接着长的一行竟有二三十字的。固然，诗原不必要像五言七言那样死板的范围，削趾适履诚然是没有什么美;然而像这样长的长、短的短，使读者一瞬间神经促迫，一瞬间又迟缓，纷杂无章，也决不是合于美的原则。(再者，既不合于美学的“对比”、“平均”的原理，令读者视觉上也生不快之感，这也是附带的影响。)死板的句子容易发生单调的音节，参差过甚则亦必失去调和。
韵脚的有无，对于一首诗之优劣，本没有大关系，有了更好，没有也不妨;但是对于诗的音节之优劣，则占一很重要的位置。因为勉强凑和韵脚，以致改变了诗意，这是不值的;但诗句自然流露的时候，有时只要稍微费一点人工力，换一两个字，或变更一两个字的地位，便成功很优美的谐韵，既无害于诗意，又何乐而不为呢？吾人读一首有韵脚的诗，便觉得比较的容易记忆，这是人人经验过的事实。所以便于记忆的原故，即是因为有韵脚的诗有完备的音节，完备的是美的，对于美的音节，感情容易注入。《草儿》诸作，有韵脚的很少，除了些个浅近的“么”、“我”……以外。这不能不算《草儿》音节上的一个缺陷。
这是泛论《草儿》大体的音节，不能说没有极少数的例外——《送客黄浦》的音节是很好的，胡适君所最赏识的:
滴滴琴泉
听听他滴的是什么调子？
确实是很善用双声。这又确实是例外。
《草儿》全集音节之所以不佳的根本原因，还是因为全集的一半不是诗。譬如:
五年后而我于道德上学问上事业上都没有很大的长进，
我誓不回来见你们；
你们而于道德上学问上事业上都没有很大的长进，
你们也不要见我！……
像这样冗长的演说句子，任凭有多高的艺术手腕，除非是改头换面脱胎变骨，若只凭字句上的更换配置，那是决不能做出多好的音节。至若前面举的小说式的诗，就更不必论了。
其实评《草儿》大可以不必评他的音节，比音节更重要的问题已然显露出《草儿》的价值，不过要做完备的评论，不能不提到这层罢了。
铁击珊瑚一两曲，水泻玉盘千万声。
——白香山
模仿的艺术品诚然是无价值，创作的精神诚然是必须的；但是立在鉴赏者的地位看，拙的独创还不及巧的模仿。俞平伯君在《草儿· 序》上称许他的创造的精神，这是人人认为值得称许的，但是《草儿》的失败，也就失败在这一点。
《草儿》诸作，就全体讲来，是创作得太滥。作者自己讲，他的诗是“表个人的冲动”。我只晓得“艺术冲动”是艺术品的成就的初步。任何冲动固未必皆有害于艺术，而由任何冲动做艺术品的出发点，结果必要失之滥。我所例举的“不是诗的诗”，即是证据。
创作的精神和文学的修养是并不冲突的。因为艺术品的成就与艺术品的发表是两件事。往往有很多作者，偶有创作，尚未成熟，便遽尔发表，这是“发表欲”太盛的原故，结果便减损了作品的价格。就艺术讲，有所谓“内术品”者；就诗讲，有所谓“腹稿”者，皆是创作家所应注意的一番手续。《草儿》就是做得太随便，不用说艺术的技俩尚未设施，即是诗的本身亦未成熟。只看他“其直如矢”、“其平似底”的散文句子，可想见其振笔直书文不加点的神情。这也许是贾浪仙“一日不作诗，心源如废井”的缘故罢！然而可知道他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的故事么？《草儿》只要删去一半，便不失为一本诗集；或者是再经过多少番的修改，也便不失为一本诗集。现在的《草儿》是急就的、草率的、半生不熟的。
我这些话是评《草儿》的，至若具有“七步成诗”的超越的创作天才，那么，诗思充溢，字字珠玑，原也不必要什么推敲涵养的笨法子。
个中诗思来无尽，十手传抄畏不供。
——放翁
我要进一步谈谈诗人的胸襟。
诗不必学，能做到一个诗人，自然而然会产生出诗来，所谓“咳唾珠玉皆新诗”；诗人即是不做诗，亦不失为诗人，所谓“诗到无诗方是诗”的境界。诗人之所以异于恒人者，就在他的胸襟。诗人的胸襟虽是抽象的意义，但我以为评诗只就诗的艺术上着眼，究竟是皮毛，必须追究到作者的胸襟，才是“杀人于咽喉处着刀”。清叶燮《原诗》有云：“诗之基，其人之胸襟是也。”吴雷发《说诗管蒯》有云：“…至于诗，则必洗涤俗肠，而后可以作；……盖其俗在心，未有不俗于诗。故欲治其诗，先治其心，——心最难于不俗。”我以为皆是金科玉律的话。所以于评论《草儿》之末，要附带着评一评作者的胸襟。
然则怎样才算是诗人的胸襟呢？
诗人首先不满足于物质世界，所以诗人的思想应该是超于现实的。我尝说：诗的境界即是仙人境界；求仙要有仙骨，做诗也要有诗骨。严格讲来，诗人生活乃是想象的精神生活。诗人纵然是除了自杀以外无法可以自由脱离这个人间世，然而他写的诗确实是他的理想生活的写照。所以诗是惟一慰藉诗人情感的工具，又是带着向上性的东西。故此诗中所容受的材料，当然是以越少物质的现实的事物越好。其实这是当然的结果，不必强求，亦不能强求；诗人厌恶现实的物质的世界到了极点，才找到诗国来做世外桃源，供他精神上的活动，当然不致再恋恋于人间世的物质的色相。但是以非诗人的资格来作诗，没有到“金丹换骨时”，对于物质仍是恋恋不忘，那就难免做出非驴非马俗陋不堪的产物。例如：
有这么多的寺院竟没有设学校。
有这么大的瀑布竟没有安发电机。
有这么富的矿产竟没有人开采。
有这么远这么高的重岚叠翠竟没有培植过森林。
这是《草儿》作者游到庐山所发的感想。“设学校”、“安发电机”、“开矿”、“培植森林”……这都是些教育家实业家政府官吏的事，非诗人所宜过问；即退一步说，这些俗事也绝不宜侵占诗的疆土。我们读到这些句子，不能不联想到作者的胸襟了。想来作者受了科学毒，处处讲求实用，处处讲求经济，以致于对着明山媚水重岚叠翠，————这原是最适于诗人的环境——不去尽量享受自然的美，而一意的抱着功利主义想去征服自然！又例如：
假使电车路修到上天竺，
真就使这些山俗了么？
假使湖里行驶小汽船，
真就使这些水没有古铜色了么？
这是《草儿》作者游西湖时的疑问。其实这何须问！“电车路”、“小汽船”是何等事物，也配劳诗人挂念？在现今物质主义横行的时代，一般人耽于现实的便利，浑浑噩噩的闭在物质世界里过活，那倒也难免要生出这种疑问。但以诗人而有这样的口吻，则其胸襟之俗鄙可知。
李时雍《诗境总论》有云：“人情物态不可言者最多；必尽言之，则俚矣！”《草儿》作者即病在无所不言，无所不言则必不能免俗，于是“如厕是早起后第一件大事”也就算是一句诗了。李东阳《麓堂诗话》说：“质而不俚，是诗家难事。”《草儿》则近于俚矣！
诗人对于人间世，既具有极强烈的厌恶，所以每藉想象力创造出缥缈空灵的诗境，作为精神的安息。像韩昌黎的《忽忽》所说：
忽忽乎！余未知生之为乐也！
愿脱去而无因。
安得长翮大翼如云生我身；
乘风振奋出六合，——绝浮尘；
死生哀乐两相弃，
是非得失付闲人！
这才是诗人昂首天外的神情，何等潇洒的心胸！但诗人既终难脱离物质的世界——因为他自己已然不幸披戴上了皮肉的枷锁——而他的天性是绝不为物质所屈的。老杜的“我生性放诞，雅欲逃自然”；白香山的“只拟江湖上，吟哦过一生”；苏东坡的“赋诗殊有味，涉世非所工”，皆足以代表诗人对现实的世界的态度。所以诗人大半是情愿过那僻静的山林隐士的生活，以避尘世的烦器。至若陶渊明所谓的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，更足以证明诗人心境的高尚不移。不过《草儿》作者，遨游西湖、泰山、庐山……足迹不为不广，而终是忘不了物质主义的臭味，未能免俗，则不能不归之于心俗。黄山谷谓俗不可医，信然！
诗人的胸襟不难于领悟，并没有什么玄而又玄的道理，所难在永久的保持不渝。元遗山所说：“诗人玉为骨，往往堕尘滓”，可见诗人胸襟不变之难。即如《草儿》作者，吾已讥其俗矣，而他在《吊福田》里何尝没迸出一句：
唉！这么一个物质的世界！
言外也似乎是有超脱的神气，但是不彻底，吊完了死的朋友，仍旧是要和物质世界亲嘴去了！看到庐山瀑布，仍然是不能忘情于发电机；游到上天竺，仍然是眷念着电车路！“唉！这么一个物质的世界！”
《草儿》作者曾在《序》里声明，他不是诗人。我现在奉劝康君，以后不作诗则已，要作诗———要作好诗必先要努力作个诗人。否则，任凭你的艺术手腕再高些，写出诗来是俗的。诗是诗人发表情思的地方；旁人借用不得，要借用也做不到好处。要学作诗先要学做诗人，这就如同《草儿》作者所说的“要得生儿，除非自己作娘去”一样的道理。
请诵放翁一绝，以终此篇：
六十余年妄学诗，工夫深处独心知。
夜来一笑寒灯下，始知金丹换骨时。
再诵放翁句，以充此意：
诗为六艺一，岂用资狡绘？
汝果欲学诗，工夫在诗外。
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，草于是庐。
和一:
今诗坛乱像日甚，各品类文化大奖乱发滥发全无标准，长此以往是非好坏不分，势必危及到中华文化发展的前途，危及到中华文化复兴的伟业，危及到人民对我国文化的信心和自信。几十年以前梁实秋先生的“草儿”评论对于什么是“现代诗”就做了一番简单、平白的说明，其理如同于小学生算数 1+1 般一目了然、无可争辩。对照今天的诗坛乱像，可以说“草儿”评论就是为今天现代诗坛所做的准备，诗界应该检讨、检索。《草儿》评论中详细说明了小说不是诗，记事文不是诗，格言不是诗，日记不是诗，演讲稿也不是诗，文章分行更不能成诗。文不正，无以正国，此等诗坛乱象不除,不予以纠正,势必遗害后代子孙，制造现实的低级和愚昧。诗是文化当中的文化，中国更是一个以诗著称的国度，如令低俗、庸俗、媚俗文化不是诗的诗流之于世，必将使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难以形成，使正确的思想难于实行，使正确的事业难以实现。
2022年11月30日